陈丹青 | 毕加索为什么不好懂-毕加索

懂不懂的问题，是个永远的问题。

我绝对不能说，我懂了毕加索，也绝对不能说懂了西方美术史，

我更不敢说，我懂中国美术史。

懂得，是无止境的过程。

我在外面泡这么多年，学会一件事，

就是你如果真想懂得，该怎样去懂法，

前提，要有相对完整的文脉。

懂到什么程度，是每个人自己的事，不容易衡量的。

青年毕加索

今天的话题，是毕加索为什么不好懂。这牵涉到知识准备和眼界的问题。毕加索1881年生，跟鲁迅同年。鲁迅寿短，毕加索命长，在座和我同辈的五〇后，有幸曾经跟毕加索活在同一个时代。1973年他去世，我正在江西农村，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叫毕加索，但看不到他的画。

分析立体主义，1910，《弹曼陀铃的少女》
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毕加索的名字传来中国。那时战乱、积弱，政府不可能邀请欧洲画展来中国。但留学法国的前辈，像徐悲鸿，他不喜欢毕加索马蒂斯，他甚至不喜欢印象派，他喜欢的是古典艺术。出国后开眼，我才知道徐悲鸿弄懂的不是“古典主义”，而是他出国当年巴黎仍在时兴的沙龙绘画。刘海粟林风眠是另一类趣味，推崇塞尚梵高毕加索。留法派回国办教育，两个阵营，一个是以徐悲鸿为主的现实主义阵营，一个是以刘海粟林风眠为主的现代主义阵营。1949年后，当然，徐悲鸿获得政治正确。1957年，当时的美术杂志刊登了印象派几页图片，遭到批判，美院年轻人喜欢塞尚毕加索，就给找去谈话，挨批。袁运生当时才二十出头，他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，是仿效毕加索。毕加索及其“立体主义”，自此在大陆销声匿迹。这就是毕加索在中国的情况。

毕加索最后的自画像

1978年，中国渐渐恢复对外交流，请来了“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”在北京上海展出。我第一次看到了库尔贝、米勒、柯罗、西斯莱、杜米埃的原作。这些画，直接影响我画出《西藏组画》。到了八十年代初，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东北等地青年艺术家提出“共同纲领”，超越古典主义、现实主义、早期现代主义，超越毕加索，直接进入西方二战后的现代主义，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为“八五美术运动”。这群有主见的青年不再对毕加索感兴趣了。

陈丹青《西藏组画》之《康巴汉子》

从民国开始，到1949年，到八十年代，中国接受西方现代主义，毕加索可以是一个度量表。他被民国一代留学生知道，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他一度在中国消失，之后，又以一种迟到的方式进入中国。1982年我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第一次见到毕加索原作，惊喜感动，同时发现，他在西方早就过时了。当你顺着西方脉络看，毕加索相当于齐白石吴昌硕的年代。他进入历史，变成一个山峰，一个记忆，但不再是一个认知的困难。

所以毕加索还来不及定居中国，就被美术界的新人抛弃了，他们开始关注被称为后现代的新兴艺术，至少，开始了解杜尚等人。又过了将近三十年，2011年，突然，毕加索来了。

《穿小丑服的保罗》

这是毕加索的儿子。

这次展览四分之一的作品，是重要的。他画他儿子的一两件，是他新古典主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，还有他晚期的部分涂鸦，在我看来，更珍贵的是他早年画的女孩和流浪汉。

毕加索晚年作品《画家》

但公众仍然困扰：“毕加索有什么好？他为什么这样画？”

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，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西方的错位，和西方的时差。错位，时差，是我们认知西方的一个常态，也是一个困境。不能说困境全是负面作用，因为机会跟着来了-民国可怜，没有西方展览，共和国初期，苏联画展可以来，刚来，1964年左右，中苏又闹翻了。为什么我把讲题叫做“机会与困境”，因为机会来了，但机会提醒了我们的困境。

话说回来，西方大部分民众也不懂毕加索，在他出道的时代，更不懂。如果今天我们能把毕加索同代的其他人的画请几幅进来，搁在一起对比着看，可能比单独展示一个毕加索，会有更多的启示。也许还是不懂，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懂，而是启示。懂得艺术，没有穷尽，我今天要说的是，认知一个艺术家，比如说，像毕加索这么一个丰富的矛盾的艺术家，需要很长时间，这不单是我们这里的问题，西方人也有同样的问题。

英国人约翰·伯格写过一本书：《毕加索的成败》，其中大量篇幅谈到毕加索六十多岁后再没画出重要的作品。他仍然诚恳地画画，可是太有名，太有钱了，住在法国南部的庄园里，被各种人包围，被当成一个活神仙，可是他再也没有像年轻时代那样，找到乞丐、妓女、卖艺人之类的灵感，也不再遭遇像《格尔尼卡》这样伟大的素材，他封锁在自己的神话里，找不到新的主题和兴奋。

《格尔尼卡》

今天，我很想知道是哪些中国观众在哪些作品前，觉得不懂。艺术是跟每个人的眼睛和内心沟通，这沟通，如果被所谓“不懂”所阻断，是什么意思？

毕加索的艺术，过时了。但作为一个问题，他从未过时。据我在纽约所见，毕加索的研究，毕加索的展览，毕加索的画册，毕加索的专题，从未中断。比如，八十年代末，研究者写出毕加索一生跟所有女人的关系，不久有个展览叫做“哭泣的女人”，是跟南斯拉夫籍那位情人同居时画的一些画。2005年，我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看到一项真正前卫的专展，是毕加索和安格尔对比展。安格尔在十八世纪鼓吹希腊是最理想的美，毕加索在二十世纪初挑衅此前所有关于美的概念，毕加索怎么会跟安格尔有关系？可是看了这个展览，看到毕加索的素描和安格尔的素描一组一组分类挂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，他俩对线条、对形体的理解，对空间和比例的理解，来自源远流长的欧洲传统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回应希腊，对照二战后至今的现代绘画，他俩都显得非常古典。

安格尔自画像

所以，时差和错位，对我们认知西方造成困扰，今天单单请来毕加索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的生态没有过来，等于只听到一句话，没有上下文，这句话讲得再精彩，你还是难懂-我非常渴望更多展览进来，让年轻人开眼界，暂时无法出国的朋友可以看到好的原作。但是看到原作，热爱艺术的人还是不懂，怎么办？

刚才讲的是空间的脉络，讲到时间的脉络，不得不提塞尚。西方人喜欢认爹，认父亲，很多人会说影响他的那个人，是他父亲。塞尚也认过一个父亲，就是毕沙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艺术的血脉、来路、资源，决定了你手上做的这件事、这套风格。血缘关系是可以不断追上去的，譬如毕沙罗背后有柯罗，柯罗背后有蒲桑……塞尚之后呢，既影响了毕加索，也影响了马蒂斯。马蒂斯曾经对一群学生说，我们都从他那里来，那个他，就是塞尚，可是塞尚没想到影响这帮小子，他的理想是：“我要回到蒲桑。”蒲桑是十七世纪的法国画家，大半辈子待在意大利，他的理想是追踪希腊——这样一个谱系，维度，就是以后中国引进展览的一份名单，把西方整个文脉带进来。这是奢望吗？不一定。这个漫长的名单应该都在我们的期待中。

《阿维尼翁的少女》

类似的认知的迷失，不仅发生在绘画，西方的音乐、戏剧、文学、哲学，我们都有许多“不懂”，但是，我要说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-今天我们说不懂毕加索，好，那么齐白石、吴昌硕，我们就懂吗？董其昌、四王，我们真的懂吗？可能也未必懂。回到毕加索，如果你真要懂他，你大约看看非洲艺术，看看塞尚，再看看新古典主义，也就是安格尔，当然，还要看看希腊艺术，这时你再来看毕加索，可能情况会不一样。

懂不懂的问题，是个永远的问题。我绝对不能说，我懂了毕加索，也绝对不能说懂了西方美术史，我更不敢说，我懂中国美术史。懂得，是无止境的过程。我在外面泡这么多年，学会一件事，就是你如果真想懂得，该怎样去懂法，前提，要有相对完整的文脉。懂到什么程度，是每个人自己的事，不容易衡量的。

本动画片以毕加索绘制公牛的过程为例，说明了这位艺术大师迥异于常人的创作思维：别人认为终点的地方，他常作为起点。一次，他画一头公牛时，第一幅十分写实，结构严谨而逼真，但他并不满足，又相继画了十次，线条逐步简练，公牛的形体逐渐呈概括状，到最后一幅只剩下寥寥几根线条，以至观众看到成稿时，无法想象画家为此花费的心血，但那些简单的线条，却精炼地表现了公牛的形与神。

当然，这里还牵出别的问题，我多少是个画家，有点绘画的认识，可是呢，我非常渴望回到像小孩、像乡下人那样，顶顶质朴的状态，面对艺术。有时我看到不懂的作品，会非常欢喜，因为你不懂，本身就是一种状态，非常质朴的、原始的那么一种状态。在座有人非常在乎懂不懂，第一，你不要自卑，第二，如果你真的想懂，有很多途径，毕加索只是今天的例子。

毕加索：“我在十几岁时就能画得像个古代大师，但我花了一辈子学习怎样像孩子那样画画。”

说实话，我不但不懂毕加索，不懂董其昌，而且越来越不懂中国，我回来已经十一年了，许多事情越看越不懂，谁敢说：我住在中国，就一定懂得中国吗？

2011年12月28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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