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的纽约街头，19岁的伊丽莎白·李·米勒正准备过马路时，一辆汽车急速驶过，差一点就撞到了她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男人伸手把她拉回到了安全的地方。
米勒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到惊魂未定，而那个救了她的男人看到她，瞬间被她所吸引。
米勒那两年正在巴黎学习舞台设计，当时刚从巴黎回来纽约不久，风格强烈的巴黎时装和惊人的美貌成功吸引了这个男人的注意。
他当即向米勒发出邀请，“来我的杂志做模特吧”。
原来这个男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出版大亨Conde Nast，他创办的康泰纳仕集团出版了《Vogue》、《GQ》、《名利场》、《纽约客》等等著名杂志。
伴随着这样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开始，年轻的伊丽莎白·李·米勒一脚踏进了光鲜亮丽的纽约时尚界。
她很快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面孔，登上了《Vogue》的封面，被作为封面女郎推出。
不仅频频出现在杂志上，而且著名的摄影师们争相邀请跟她合作，就连当时《Vogue》的首席摄影师Edward Steichen都对她青睐有加，主动邀请她来做自己的模特。
作为《Vogue》杂志封面的常客，大家都认为她是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之一。
凭借惊人美貌和逆天运气一路顺风顺水地成为顶级名模，这样的故事过于玛丽苏了。
美貌是她模特生涯的关键词，运气给她带来机会，但这两者并不是她在时尚界取得成就的唯二倚仗。
事实是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明显要低于男性，而公开承认为自己的职业建立关系网的女性，很容易被人嚼舌根，别人会觉得她精于算计，或者善于操纵他人。
把她一路顺风顺水成为顶级名模的原因归功于运气，一切就会简单得多，别人也更容易接受这样的故事。
在别人看来，她是被大佬看中的幸运女孩，但其实她在那之前，已经在时尚圈有了一定的社交，认识首席摄影师Edward Steichen已经很多年了。
就在被大佬看中的几个月前，她还结识了法国插画家Georges Lepape。
1927年3月，她首次登上《Vogue》杂志封面的这幅标志性肖像，就是Lepape给她画的。
虽然说大佬的赏识在她的模特事业里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但她早已拥有的人脉和经验也同样是她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她不是傻傻等别人施舍机会的女孩，想做什么，就一定会尽自己的能力积极为目标去努力。
这种事业上的积极进取在当时，放在男人身上是有事业心，有上进心，但作为一个被认定就应该安分守己的女人来说，人们并不会觉得这是种优点。
但她并不care世俗的看法，一切都按自己的心意来。
模特的生活一开始是新鲜又刺激的，被光鲜和浮华包围，被镜头和目光注视，置身于一切美丽、奢靡、绚烂之中。
但这种美丽同样是空洞的，一时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她很快就感到这份工作百无聊赖起来。
因为米勒觉得，模特的生活既空洞又浅薄，她厌倦了镜头前的展示，把自己的眼光转向了镜头后。
她要去学摄影。
1929年，她抛下了纽约已经得到的一切——顶级名模的身份和事业，毫无征兆地去了巴黎。
巴黎这座城市对她来说并不陌生，米勒十八岁时，就从纽约来到巴黎学习舞台设计了。
她为自己选好的老师是曼·雷，这个跟她一样，同样是美国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兼摄影师。
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酒吧楼上，离曼·雷在蒙帕纳斯的工作室不远。
他们的相遇并非偶然，米勒在1975年接受采访时就说，“我就是故意等他的，当时我的目标就是他。”
“我叫李·米勒，我是你的新学生。”这是米勒对曼·雷说的第一句话。“我没有学生”，男人这么回答她。
曼·雷说自己第二天要去比亚里茨，米勒说，“我也是！”
逮着一个机会就不撒手是她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，她跟曼·雷一起去了比亚里茨。
这一次旅行基本就是两个人冒险的开始，他们都来自纽约，都希望能够重塑自己，米勒在自己的争取之下，得到了留下来的机会。
这一段爱恨纠葛的师生关系由此展开。
米勒最开始是曼·雷的助手和接待员，同时也是曼·雷的学生。
不久后，她就离开了自己租的房子，搬进了曼·雷的公寓，既是师生、又是情人的两个人，成为了巴黎充满活力的艺术圈里的一部分。
在米勒的回忆里，“当时的蒙帕纳斯是一切的中心。”
“在一些很棒的餐厅里，你会发现 James Joyce、海明威和所有那些在他们交际圈周围的人。思想的相互作用让每个人的作品都焕然一新。”
她结识了巴黎许多著名的艺术家，也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些艺术家，包括毕加索和Max Ernst。
毕加索为她画过六幅画，她还在1929年出演了科克托的电影。
图：毕加索在1937年为米勒画的肖像
作为一名摄影师，她的天赋很早就显露了出来，她很快就不再是助手了。尽管曼·雷比她大17岁，但他们在艺术上的合作是完全对等的。
米勒曾说，“我们工作的时候几乎是同一个人。”
这种艺术上的合作在1930年时达到了顶峰，他们一起发现了“中途曝光”技术，能够给照片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。
但即使再合作默契无间，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裂痕，因为米勒在摄影上声名鹊起，曼·雷越来越无法忍受她脱离自己、拥有独立的事业。
曼·雷曾在信中写道，
“你必须活得像我的妻子一样，不管我们是否结婚了。我不能看到你有其他任何身份。因为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，我现在正经历着太多太多的困难，总有一天我会崩溃的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的要求让步。爱你的曼。”
简而言之就是，你一个女人别拼事业了，你这样抛头露面让我很难办，乖乖做我的情人依附于我吧。
这样的想法放在当时那个时代可以说并不算过分，但是对摄影天赋尽显、越来越坚持自己独立性的米勒来说，这样的要求她根本不可能接受。
一天晚上，当米勒从曼·雷工作室的垃圾桶里捡出来一张废弃的底片，准备把它剪成自己的作品时，曼·雷出离愤怒了。
他无法容忍情人违背自己的想法，有独立的事业和艺术创作，盛怒之下，他把她赶了出去。
几天后，她回来时，发现墙上钉着一张自己的照片，他用刀划开了那张照片里她的脖子，还在上面涂了红墨水。
她对此的回应是一张回纽约的单程票。
曼·雷理智回笼，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之后，他买了一支手枪，告诉所有人，他没法决定到底是开枪打死米勒，还是打死他自己。
这把手枪后来出现在他的自画像里，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，身旁放着一瓶毒药。
这两个对彼此怀着深沉的爱与恨的人，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才和解。
那时的米勒已经在纽约建立起了自己成功的时尚摄影事业，经历了一段婚姻，又重新回到巴黎，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超现实主义摄影。
1932年，她回到纽约，开设了自己的肖像和商业摄影工作室，正式完成了从镜头前到镜头后的蜕变。
米勒以自己的名字“伊丽莎白”的缩写“李”作为自己的专业名字，因为“李”是中性的。
当她发表自己的摄影作品时，那些看到她作品的人就不会因为她的性别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。
她的摄影事业同样大获成功，因为曾经顶级名模的工作经历，她对时尚摄影有更深入、更敏锐的触感，而她的摄影天赋在这片自由的空间里得以充分展现。
但就在《名利场》将她选为“在世的最杰出的七位摄影师”之一后，她把如日中天的工作室关了。
1934年，她突然嫁给了一个富有的埃及商人，像之前抛弃一切去往巴黎一样，再一次抛下了纽约的事业搬到了开罗。她在开罗待了三年，奢华迷人的异域生活一开始还让她无比沉迷，但时间久了，她又开始觉得无聊了。
于是在1938年，她只身一人搬去了伦敦，她不像那个时代要求的大多数女性一样，要依靠着男人生存。
离开了富豪丈夫，她又重新做回了自己商业摄影师的工作。
1940年，她再次开始以时尚摄影师的身份给英国版《Vogue》拍摄照片。
那时的世界局势动荡不安，二战已经打响，作为一名在伦敦的摄影师，她很快就捕捉到了闪电战期间德国空袭伦敦造成的破坏景象。
以她的能力，要想避开战争非常容易，大不了回美国坐等战争结束，但她没有逃避。
相反，在亲眼目睹战争带来的灾难之后，她选择了奔赴战场，用手里的相机原原本本地还原战争的残酷。
在谈到米勒亲自参与到战争中的原因时，她的儿子说，
“我想她就是想留下来，尝试着尽自己的力去做点什么。没人会给她一杆枪，一架飞机，或者其他任何对战争有用的东西，所以她选择用自己的相机。”
1942年，她得到了《Vogue》杂志的任命，成为这本杂志唯一的战地摄影师，跟随美国军队在欧洲前线行进。
1943年，她开始撰写自己的战地通讯，在《Vogue》杂志上连同照片一起发表。
1944年，她目睹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，也目睹了在法国圣马洛展开的战役。
两年的时间，她一直用自己的双眼和相机见证着这场世界大战，炮火轰炸、血肉残肢、生离死别、泪水和鲜血……
她甚至直面了人类史上巨大的悲剧——集中营，作为见证了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的目击者，在被自己目睹的恐怖所冲击的同时，她也意识到，自己能够通过向世界讲述这些亲眼目睹的恐怖，让整个世界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历史记住这一切曾真实地发生过。
她在发给编辑们的一份快讯里写到，如果《Vogue》杂志能够刊登她所拍摄的集中营照片，消除人们对集中营是否存在的怀疑，她将会非常骄傲。
“相信吧，这就是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…毫无疑问，德国平民知道发生了什么…”
两年的战争，她身在前线却能全身而退几乎就是一个奇迹，但这两年，在她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可以说在之后的日子里几乎摧毁了她。
只是当时还身在战争中的她还没有预料到将来要发生的事。
1945年，她住在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公寓里，那里已经变成了美国陆军第45师第179团的指挥所。
她拍摄并且记录了这间公寓，而就在这里，她和《生活》杂志的摄影师David E. Scherman合作，诞生了这张摄影史上的经典照片。
这张她坐在希特勒的浴缸里的照片。
对她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张记录战争结束的照片，她的儿子认为，这张照片应该是她最喜欢的战争照片，因为在希特勒的浴缸里洗澡，会给她一种战胜恶魔的成就感。
两年的记录，战争终于结束了。
但对米勒来说，战争并没有结束，或者说，战争带给她的影响并没有结束。
回到英国的她相比以往，有了一个从容平淡的人生，嫁给了同样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Roland Penrose，还有了孩子。
一家人搬到英国乡下的农场去住，生活稳定而幸福。
但在这看似幸福的家庭生活背后，是她在严重的创伤应激综合征（PTSD）和抑郁症中的挣扎，不过当时的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那时的人们普遍还不习惯对心理创伤进行治疗，基本上都是“你忍着、你闭嘴，你去喝威士忌”这样的应对方法。
于是她开始酗酒。
在她儿子Antony Penrose的记忆里，跟这个酗酒的母亲相处，一直都是困难而痛苦的。
儿子并不知道她曾经辉煌的前半生，母亲也从未向他提及，甚至在她渐渐不再摄影之后，人们对她的记忆也开始淡忘。
后来，她喜欢上了做菜，把超现实主义运用其中，通过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超现实主义厨师，做出充满创意的美食，成功地摆脱了酗酒和抑郁症，所以到最后，还是她自己救了自己。
不过长期的酗酒还是损害了她的身体，1977年，她死于肺癌。
她去世后不久，儿媳妇在农场的阁楼上发现了大量的底片、印刷品和文章，米勒曾经辉煌的前半生才又重见天日，被世人所知晓。
她是顶级名模、时尚摄影师、战地摄影记者，她与20世纪最著名的一些艺术家结识并成功跻身于他们的行列中，她在镜头前后的作品都以经典的姿态流传了下来……
图：米勒与毕加索
她在一个轻视女性的时代将自己活成了传奇。
而直到她死后，她的儿子为了给她写传记而研究她的生活时，才从她的一个兄弟那里得知，她在七岁时曾被强奸。
儿子说，“我想，在那一刻，她心中的想法是这个世界辜负了她，唯一能够真正照顾她的人，只有她自己。”
于是她冷静地怀揣着这个秘密，昂首走进世间，在一个女性被视作附属品的时代活出了叱咤风云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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